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

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这个时候，喜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兴奋、紧张，还有一点点压力……

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

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1、

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

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

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

一、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

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

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

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

二、是把好文件关。

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

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

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

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

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

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

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2、

任人唯贤，五湖四海。

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

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3、

艰苦朴素的作风。

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

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

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

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

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

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4、

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

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

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

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

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

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文/田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