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老炮儿》又成了一个焦点话题，一些人憋着劲儿为那些曾经的强者和叛逆者叹息，表达着不甘寂寞、不愿意与时代告别的悲情。在电影里，“老炮儿”成了比大叔更有色彩、更有魅力的“大爷”，看上去是老腊肉，但比小鲜肉更有道义感，更多一抹英雄色彩。然而，影片所塑造的“老炮儿”形象，无论是讲理儿的还是死磕的，无论要面子的还是讲道义的，或者是片中时常闪现的那种麻木、呆滞、甚至扭曲的目光，都让我感受到他们即将与这个时代告别时的无奈和挣扎。

事实上，“老炮儿”这种称呼，曾经说的是在北京城里的一些混混，甚至是那些因为在街头闹事而频繁进出炮儿局的惯犯。别人说“老炮儿”是对他们惯犯身份的指认，他们自称“老炮儿”则是自嘲，甚至是一种自我标榜，表示自己在混混中也很牛逼，听上去显得非常不羁、狂放。电影所展示的“老炮儿”，又几乎集中了所有北京混混常用的道具，比如三棱刮刀、将校呢、鸟笼，还有在北海溜冰的场景，让“老炮儿”成为这个时代最浓重的、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记忆符号。

但是这仍旧难掩“老炮儿”们的落寞，以及被混球“小炮儿”们嘲讽时的那种无力感。一个时代终将结束，即使你不愿意与它告别，那个新成长起来的时代并不会停下来多看你一眼，更不会怜悯你、给你半丝的温情，相反，新的时代会像一列阻挡不住的列车无情地从你身上碾过。这个时候，你连一声临死前的哀鸣都不可能发出，甚至能保留一副完整的尸体都已经是万幸了。

我在电影里看到了“老炮儿”这种旧时代的人物在和新时代交汇时的绝望、无奈、挣扎，和那副不甘死亡却必须死亡样子。当“六爷”挥着军刀在野湖的冰面上奔跑时，他身上的所谓道义、正气、不屈、勇敢，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力、苍白。

其实，这种题材的故事和电影作品，在中国的民间社会非常多，在香港的江湖片中尤其多。无论是《纵横四海》，还是《跛豪》，或者是《古惑仔》，一代又一代的江湖电影，讲的都是这样的主题

老一代的大佬年岁渐长，有家眷之累，又有生计上的压力，身体也逐渐衰老，他们无法继续冲在一线喊打喊杀，于是过起了“半正常”的生活，甚至退到街角一隅，喝茶、抽烟、斗嘴、打麻将，又或者是守着自己的小女人，过着猥琐而可怜的日子。

当他们的生活慢慢安定了，和那些刀光剑影渐行渐远之后，如果突然又遇到一些冲突或打斗，特别是面对着一些更年轻的愣头小伙、街头的新生英雄，他们总是会感叹“世道变了”，年轻的一代心太狠手太辣，一点都不讲江湖道义，对老人更是不尊重，全然不顾道上的规矩，破坏了江湖秩序。

这些老江湖所谓的“江湖秩序”，实际上只对他们自己有利，因为这种秩序也是他们在早年的生活环境中自己创造的。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当他们挑起事端、抄起家伙和上一代死磕、玩命抢地盘、好勇斗狠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正在破坏着他们上一代人的秩序；而在那些上一代人的眼里，他们也是不讲道义、不守规矩的一帮混小子。

在所谓江湖或者是黑社会的游戏规则里，从来都是新的战胜旧的，新的一代只有更狠才有机会出头。不光是中国，西方的黑社会和江湖其实也是这样，比如《教父》、《美国往事》，新一代要想冒出来，只有比上一代更狠，他们生存发展的力量才能够超过保守的力量，成为又一个时代的强者，完成代际的更替，延续又一个时代的“江湖”。

杜琪峰拍过一部电影叫《黑社会》，分上下集，非常生动地描绘了江湖中新旧更替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大体上来说分两类，一类是家族世代传承的规则，比如香港的新义安，这种传承的方式相对稳定，常见于东方社会，还有意大利的西西里。这种传承的过程中也会有搏杀，但总的来说，厮杀不那么激烈，不那么刺人眼目。

另外一类是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就像电影里演的，某个帮派要换新掌门，帮派后台的大佬们就坐下来喝茶，每一个大佬都会推举出他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于是大佬之间争执不下，这时只好任由那些接班人们互相厮杀。因为这些小辈们也知道，要想上位，光凭大佬在背后支持远远不够，必须把其他所有竞争者逐一杀绝的同时，也要把他们背后的大佬斩草除根，剩下唯一的自己，才有可能抢得龙头棍，成为一世枭雄，执掌天下。甚至这样做还不够，还要把支持自己的大佬杀掉，免得出现一个“太上皇”，变成一个背后的力量控制自己。

电影所描绘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厮杀到最后，最狠、最凶残、最蔑视上一代规则的那个人，夺得了龙头棍，取得了大哥的地位。所以，在江湖上一直都有一种说法，也是生存的金科玉律，那就是“要想当大哥，杀了大哥，便是大哥”。而从大哥的角度来说，他的生存秘诀乃是“最可靠的就是最危险的”，所以，做大哥一生都要谨小慎微，时刻提防着来自身边人的暗算。

在江湖上，新人上位的手段往往比上一代更狠、更暴力、更不守江湖规则。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和必然的选择。江湖的新旧更替完全处于一种毫无法治可言的灰色地带，必定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自然选择。当新的一代老了之后，他们又会像上一代一样，哀叹下一代不讲道义、不守规矩，而新一代又总认为老一代无用、可怜、迂腐、迟钝，最终无情地一脚把他们踢开。这种不断产生的更替，就叫作江湖的周期律。

江湖上演进的周期律，恰好和朝廷中的周期律相呼应。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当一个农民通过起义杀了无数人、取得政权、登上皇位之后，一开始会干劲十足，而且对前朝遗老绝不手软；而当他们坐稳龙椅之后，必然会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给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会出现豪强兼并、外戚专权，或者内宫祸乱，爆发继承性危机。一般等到第三四代皇帝即位时就会出现一次危机，那时候，就会有一个超级强人出现，这个人会杀掉所有前朝可能会影响他上位的人，包括亲戚、手足，成为新的至高无上的中兴皇帝。

再经过三四代的演变，又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后宫多、子嗣多，这些人制造出宫廷祸乱，加上社会矛盾、封疆大吏的野心，势必演化出新的动荡与绞杀。于是，又会有一次新的农民起义，又冒出一个强者，血流成河之后，社会最终归于正常，而这个新的皇上，又会变成下一个太祖、高祖，重复着前朝的故事。汉朝的高祖皇帝和光武帝，唐朝的太祖和唐太宗，以及清朝的太祖和后来中兴的皇帝，都未能脱此窠臼。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质上就是这样一部治乱兴衰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

这种皇朝的治乱兴衰规律，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周期律。无论江湖还是朝廷的周期律，恰好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当没有法治、没有一个透明的权力更替程序或游戏规则的时候，新与旧的矛盾、当权与在野的冲突、上台与下台的更迭，就都会引发暴力和流血，胜则全赢，败则全输，从而造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剧烈破坏。

今天看《老炮儿》，不必沉溺于所谓“老炮儿”的血性与道义上，也不应过分夸大这种精神的价值。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江湖还是朝廷，都需要打破这种周期律，我们需要秩序。而最有效的建立秩序的方法，就是建立法制体系。如果所有人都遵守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无论新一代怎样成长，都不会出现老一代这种垂死的悲鸣和无奈的挣扎。

有了法制，老炮儿也不必披上旧时的战衣，无力地挥舞军刀，去挑战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也不需要通过杀伐打斗、阴谋诡计去残忍地剥夺老一代的尊严，不需要用鲜血祭奠自己的权力；新时代和旧时代将能和平地更替，共存、共容，互相滋养、共同成长，使社会经济能够连续不断地正向积累，不光是财富的积累，还有文明的积累、情感的积累、价值观的积累，以及国民精神的积累。

我们的中国一旦摆脱江湖和朝廷的周期律，国人的精神气儿才能够舒展，整个中国在世界上才能够拔份儿。中国人只有生活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才能实现一个理想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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