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说：“自恋是一个人一生浪漫的开始。”就是这句话使人们一谈到作家自恋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他确实有条件自恋，德国人博尔温·班德洛写过一本《隐疾：名人与人格障碍》，里面这样区分自恋和装腔作势：“自恋者品位很高，近乎完美无缺，对别人往往有一定的魅力。装腔作势者则相反，他们品位低下，虽然不惜一切吸引眼球，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1882年，王尔德去美国巡回演讲，通过海关时人们看到他穿着垂到地面的绿色长裤，戴着圆帽子，系着天蓝色领带，翩然留下一句：“除了天才，我别无他物要申报。”从后来的结果看，美国人非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为他的不羁所震惊。装腔作势者需要别人认可，而自恋者只需要自己觉得好就行。王尔德在牛津读书时，就觉得自己和周围的同学不一样，迟早会成为名人：“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所以他在美国的时候能够对着假人高谈阔论，其意在讽刺周围听众愚不可及，可是听众却对他着迷。

阿兰·德波顿有一次在柏林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作家这个职业是自恋的，甚至病态。”这位英伦才子说，他刚出名的时候想，出书这件事简直太不自然了，尽管他内心有强烈的冲动要成为一个作家，然而另一种声音却在呼唤他，让他抑制住内心的情感，过朴实的生活。“该停下来了，我得去当个农民。让世界对你有期待，这不是什么好事。”这当然也就是说说而已，他现在已经出了十几本书，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是畅销作家，他当然愿意和世界分享他的内心。这种貌似口是心非的态度不只是他一个人有，保罗·柯艾略说：“我并不想教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写书是为了和自己进行讨论，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余华、阿来等中国作家也都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同是作家的艾柯瞧不起那些满口堂皇之词的同行，在他看来，作家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只有极其自恋并且不诚实的人才会这么说。但号称“只为自己写作”并不能直接导出作家比一般人自恋的结论。真正的自恋在于，分不清作者和人物的区别。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畅销书作家卡尔·迈写了100多本小说，当他声望达到顶峰时，他在信件和公开的演讲中表示，自己笔下的两个人物就是自己的写照，还把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到处宣传，但实际上他过去不过是一个到处行骗的混混儿，还曾坐过8年牢。他还冒充博士，声称自己掌握了十几种外语——这不是单纯的吹牛，问题在于他当时已经功成名就，根本没必要靠这个来骗钱，他只是觉得自己比实际上要更伟大，并且想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更加确信这一点，他才不只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呢。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恋是主体形成的一个结构化的必要条件。但在主体形成之后，继续保持对自我的爱和欲望的投射，自恋就成为病理性的了。奥维德在《变形记》里写到了那喀索斯自恋的故事。只有在水边，那喀索斯望见了自己的倒影后（此时他当然已经有了自我意识），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美丽。王尔德当然是清楚这种机制的，他在《道连·格雷的画像》里用现代语言重新展现了这一过程：“道连没有回答，无精打采地从画像前走过，但回头一看便倒退了几步，两颊泛起愉快的红晕，眸子里透出喜悦之情，好像第一次才认识自己似的。他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模糊地觉得霍尔华德同他说话，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恍然大悟似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如果没有与自己的镜像的相逢，自恋可能就不会发生。作家之所以被许多人乃至自己的同行们诟病是一个自恋疾病高发的群体，可能是因为他们必须每时每刻都与自己直接相处。每一个写回忆录的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一生值得写一本书吗？这么做是不是太自恋了？作家们在把自己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写下来并付梓出版之前，也必须突破这个疑问带来的障碍。好作家从不满足于只编造情节和故事，在他们看来，在日常世界之外，有某种更为真实也更为隐秘的世界，这种世界是普通人身处其中却无法体会的，只有描绘出这其中的秘密，才是表现了真正的真实。真正的伟大作家就具备这种超人的感知力，他感受到物最细微的切面，并且透过杂乱的细节看到本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没有超强的信心，他甚至连笔都羞于拿起来。写出伟大作品的人不多，但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的人可不少，很多人最后只是写出了自己一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感受。王尔德作为自恋作家的代表人物，对这些人不屑一顾，他借《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一个人物的口说：“艺术家应当创造美，但不应该把自己生活中的东西放进去。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好像把艺术看成了自传，结果失去了抽象意义的美。”

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等世界级作家都曾在不同时间哀叹，如今的小说将要死去。最大原因就是电视、报纸和网络侵占了人们太多本来应该读小说的时间。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虽然那些反驳者没有他们这样的知名度：人们觉得自己并非新媒体面前毫无抵抗力的客体，那些传统小说逐渐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读者们已经没有耐心再去看一个作家去描写房间里每件家具究竟摆在什么位置，或者一个人物身上什么地方有那么一块胎记。按照法国哲学家维瑞里奥的说法，相比于19世纪，现代社会的时间加速了，也就是说，人们的时间感变了。即使是同一样东西，人们感知的方式和注意力停留的时间也和过去相差甚远。在这个现实背景下，许多作家们再发出这样的哀叹就显得颇为自恋，因为他们留恋于传统的小说田园，不愿意去写那些新时代例如金融危机、全球变暖、科技爆炸这样的大事件，这就使得小说只流连于作者的内心与个人情绪，严重缺乏现实经验。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他那个时代的大事件：革命，而不是在叹息他那个时代的读者不再阅读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那么是否真正参与到时代的大事件中，作家就能够轻易摆脱自恋，以一种完全冷静和无欲无求的姿态来写作呢？似乎也很难。帕斯捷尔纳克写作《日瓦戈医生》的近10年里，他的自恋与偏执情绪也逐渐增长。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将要写作一部跨时代的伟大作品，于是彻底否定了过去那个以诗人著称的自我，以至于谁和他提诗歌，他就表现得不耐烦。到《日瓦戈医生》将要写完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已经瞧不起和他同时代的包括布莱希特、阿赫玛托娃在内的许多作家，而后者也不以为然，认为《日瓦戈医生》只是一部平庸之作。阿赫玛托娃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在朗读会上搔首弄姿，非要别人求他才肯读一段自己的小说。而别人只要说一句他的小说不好，他就会勃然大怒。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以及同行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表面一团和气，但只要他们批评，甚至是褒奖没褒奖到点上，都会招致不满。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惹了同样高冷的纳博科夫，因为他担心纳博科夫翻译他的小说，会故意在里面使坏导致小说减色。而纳博科夫也自视极高，根本不屑做他的翻译。要知道纳博科夫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看不上，只肯在普希金面前低头。最后两人关系搞得极糟，老死不相往来。

像《道连·格雷的画像》里写的那样，最终每个自恋的人都不得不面临与真实自我的对质。那喀索斯用脸去触碰池塘，道连·格雷用匕首刺向画像，那是个创伤瞬间，而王尔德最终保留了人物心中自我的理想形象，相对于肉体生命，那一幅画像得到永生，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被日常琐碎的丑恶包围而放弃对理想自我的追求，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自恋不一定是一个人一生浪漫的开始，但肯定开启了不少作家漫长的写作生命。

文/霍夫曼

— 文摘/《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