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文物图录》 九、三军大会师 免费试读
1.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在红二、红四方面军逐渐北上之时，已经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始在总的战略策略方面发生转变，并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进行了持续的努力。1935年12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进入1936年后，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在2月至7月间先后发起东征和西征，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使之发展成为更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而且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华北、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抗日浪潮的兴起。
1936年8月，在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岷洮西战役时，中共中央又派出红一方面军一部，在聂荣臻、左权的率领下，进至西（安）兰（州）大道以北地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继续扩大侵略，策动并支持伪蒙军对绥远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受到各派势力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在国际上，除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外，英、美等国政府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也更加趋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加强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
根据这种新形势，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的三大战略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决心乘蒋介石正忙于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主力南调之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
在与张学良等秘密协商后，中共中央于8月12日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目标是占领宁夏，从北面接通苏联。
2.张国焘又生事端
8月30日，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已令胡宗南部开回兰州，并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因而变更了原来的计划。新的行动方针，要求把甘南作为发展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和发展陕南根据地，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并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准备冬季打通苏联。据此，对红军的作战部署也进行了调整：红一方面军以一部主力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尽可能取得岷州、武山、通渭地区；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地区活动，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在三个方面军中，以红二方面军向东行动至关重要。
为了配合红二方面军向陕甘边行动，朱德和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和、礼县，消灭敌王均部。陈昌浩提出集中主力，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合力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更为有利。经与朱德、张国焘进行磋商，于9月13日共同向中央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建议：“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建议的核心，是主张红一方面军南下，与红四方面军协同消灭胡宗南部以实现宁夏战役计划。
中革军委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9月13日建议电报后，认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但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对胡宗南作战应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说：“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军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
然而，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红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便迟迟不予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他被迫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在会议上，陈昌浩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反对经静、会北上，甚至说这样会断送红军，提出西进，过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陈昌浩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但张国焘仍然坚持西渡黄河，9月21日他在漳县召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开会，决定：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远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当天，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到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朱德原以为张国焘到漳县是组织部队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在9月22日凌晨3时给张国焘复电，劝其不要节外生枝，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勿失良机”。随后朱德又把静、会战役计划变故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通报给红二方面军。朱德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2日，朱德、陈昌浩等赶往漳县。第二天，在漳县三岔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意见，决定西进，并将这一结果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出发，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奉命迅速筹足8天干粮，待命行动。
9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朱德、张国焘，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西进方案。接到电报后，张国焘当日连续数电中共中央，力陈采取新方案的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对于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中共中央进行了耐心的说服。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明确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褊狭地区。……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是万无一失。”
同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就在这时，带领先头部队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了情况。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张国焘看到西渡黄河的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同意北上。洮州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黄河计划。
9月27日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表示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按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10月8日到达界石铺，决不再改变计划。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2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向各部队下达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至此，这次关于进军方向的风波才告平息。
3.会宁会师与将台堡会师
1936年9月30日，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分五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急进。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方面军回师北进的消息后，立即部署兵力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2日，红十五军团独立支队袭占会宁县城。10月3日，敌人又纠集两个团的兵力反扑，企图把会宁城夺回去。紧张时刻，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赶到，和红七十三师一起，在会宁城外将反扑之敌击溃，使会宁城牢牢地控制在红军手里，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5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第四军先头部队于10月7日在会宁的青江驿与红七十三师会合。
10月9日上午，碧空万里，阳光和煦，会宁城门楼前扎起了彩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自南门进入会宁城。
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会师大会。大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主持，朱德讲话中，阐述了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号召部队会师以后“更要团结一心，互相尊重，并肩作战，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庆祝大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给全军的贺电。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川、康、青、甘四省，行程近万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斗争下，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经历无数次战斗，粉碎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了北上的战略转移任务。
红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后，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一齐向红二方面军猛扑过来。各路敌军进一步靠拢，控制了西兰大道，企图将红二方面军堵截在渭河以南聚歼之。在这种形势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向中革军委提议，红二方面军放弃甘南各县，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转移到清水、张家川、莲花镇地域，一方面策应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同时背靠红一、红四方面军，争取部队休整、补充。
10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红二方面军向通渭转移。3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发布命令，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红二军团及红三十二军为左纵队，从4日起，陆续出发，经天水、甘谷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向通渭地域开进。
10月21日，红六军团模范师到达甘肃、宁夏交界的兴隆镇。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离此不远的将台堡（与兴隆镇现均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同之前到达的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胜利会师。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湘中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里，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攻克城市39座。红二方面军长征比红一、红四方面军晚，这时敌人已有一些围追堵截的经验，因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更加困难。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战胜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团结。11月下旬，趁胡宗南部孤军冒进，饥疾困乏之机，中央军委集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举行了山城堡战役，歼灭胡部一个旅，有力地阻止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于巩固陕甘苏区，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为标志，历时两年，长达六万五千里的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毛泽东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长征，指出：“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
江泽民还阐述了长征精神的内涵，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并在重申了长征精神之后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016年7月18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视察工作时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016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长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巍巍丰碑！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瓦窑堡会议旧址。位于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镇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院内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左起第二孔是张闻天旧居，第三孔是会议旧址。1935年12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重大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转变的一个关键会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瓦窑堡会议旧址外景
▲瓦窑堡会议旧址内景
东征会议旧址。位于陕西省延长县城内寨山西南麓，占地面积约3000平米，有7孔土窑洞。院内有一棵直径1.8米的百年槐树。1936年1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东征主力部队从瓦窑堡到达延长县城。31日，在此院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部分领导同志和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成立由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并确定了东征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2月1日，红军出发，开始东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征会议旧址外景
▲东征会议旧址全景
太相寺会议旧址。位于位于陕西省延川县关庄乡太相寺村。会址为一座古庙，始建于明代初期，原名大像寺，后讹传为太相寺。计正殿1座，石窑16孔，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现存山门、正殿、僧舍等。1936年5月15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太相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际关系和党的外交政策等问题，并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和陕豫鄂省委。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任政治部主任。5月19日起，红军由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相寺会议旧址远景
▲太相寺会议旧址近景
保安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志丹县城北炮楼山麓。1936年7月3日至1937年1月13日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在此居住期间，先后召开了21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诸多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政策、决定。其中包括领导红一方面军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大会师。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界石铺红军长征旧址。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界石铺镇继红村，由红军楼和张家大院两部分构成。红军楼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建筑面积162平方米，土木结构，坐南朝北，四开间；张家大院始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由门前铺面、前院东西厢房和后院三部分组成。1935年10月3日至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静宁时曾在此驻扎。1936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一部在陈赓率领下进占界石铺，并在此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楼全景
▲毛泽东旧居全景
红堡子红军战斗旧址。位于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村，由王家堡子、刘家堡子及宋家堡子构成。旧址中心王家堡子呈内外两堡回字形，占地面积5600平方米。内堡始建于明代，长35 米，宽30 米；外堡修建于清代，长80米，宽70米。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此击溃了靖远方面增援会宁的***军，胜利地迎接了红四方面军一部，为一、二、四方面军静（宁）会（宁）地区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堡子红军烈士纪念碑
▲红堡子红军战斗旧址残存的窑洞
会宁红军会师旧址。位于甘肃省会宁县会师镇。主要有“红军会师楼”、“会师门”及两侧古城墙，原建筑始建于明洪武六年。红军会师联欢会会址，原为文庙大成殿，始建于明弘治十三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建于1986年。此外，尚有位于会宁县城中心的邢家台子朱德总司令住址，红军总政治部住址，周家大院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住址，焦家坑等会师遗迹，青江驿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遗址，老君坡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遗址，侯家川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住址以及大墩梁、慢牛坡等多处旧址遗址。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全景
▲红军会师联欢会会址
▲会师楼全景
▲会师纪念塔
将台堡革命旧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乡明台村。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与二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红军长征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为期两年的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台堡革命纪念馆
▶将台堡纪念碑全景
▼将台堡革命旧址局部
山城堡战役遗址。位于甘肃省环县县城以北的山城乡，东至冯岔沟，西至代家原，南至八里铺，北到哨马营，东西宽约8千米，南北长约15千米，面积约120平方千米。1936年11月下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巩固了陕甘苏区。这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1984年，在山城乡东侧修纪念碑一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城堡战役指挥所遗址
▲山城堡战役红军战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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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2016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