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导读: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这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是什么？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个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根本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

我和一些朋友的分歧之一是：对中国的时局和未来，我比较乐观，他们比较悲观。

悲观者似乎很有理由。他们经常列举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问题确实很多，我也看得到。之所以仍然乐观，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

所谓不可逆转，是指，无论政治层面发生什么，中国都不可能走回头路，退回到曾经的可悲境地。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巨大进步，某些事件、人事变更、错误政策，它们的作用或危害相当有限。是的，总会有一些挫折和损失，有一些愚蠢和阴谋，速度会时快时慢，但中国社会整体的趋势一定是向前的。

这个“不可逆转”的进步是什么？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彻底的、根本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取得的真正进步是什么？

是财富总量的大幅增长吗？确实，无论人均还是总量，财富实现了翻几番的增长。但这并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它没能解释财富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背后的那个巨大推动力是什么。

有一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回答，这就是朱锡庆关于知识的原创性研究。他指出：这个巨大的推动力是知识的增长。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真正进步，是知识的进步。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是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提高。正是这种知识的巨大进步，推动着财富增长和社会繁荣。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头脑中有的，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知识。城市中的工人干部，头脑中有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计划的运转知识。股份公司、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现代金融等市场知识，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明白。甚至，制造出消费者喜欢的水龙头，这种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小事，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胜任。

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要在香港办公司。当时的中国，并不缺达官显贵，委员部长书记省长一大堆，但真说到办公司，却谁也不懂。只有曾经被打倒的前资本家荣毅仁知道什么是公司，知道怎么去香港办公司。于是，荣毅仁受命去香港创办中信公司。

三十多年以后，几亿农民成功地进入了城市，转换了职业，市场和私营企业在中国到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知识：现代化的工业服务业生产知识、市场经济的契约交易知识，被数亿人从无到有地掌握了。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公司吗？市场中的水龙头，品种繁多，数以千计。

过去，中国产品以粗制滥造闻名。但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全面提高。在产品质量提高的背后，是无数管理者、生产者知识的快速增长。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需要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士操作和维护。落后封闭的国家，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一定缺乏企业家、会计师、评估师、律师、交易员、分析师等专业人士。经过了三十多年以后，这些人才在中国已经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水平也日益提高。

中国社会发生的涉及数亿人的知识进步，其规模和成效，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伟大、壮观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唯有一再惊叹市场那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根本、最彻底的变化。那些外在的表现，比如繁荣的城市、密集的工业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巨大的产出、产品质量的提高，都是知识增长的结果。

“在任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获得新知识）……稀缺的本质是无知。”（朱锡庆：《知识笔记》）

哈耶克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知识的根本性作用的经济学家。他的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对知识的作用进行了全新阐释。经济学的发展，由此突破了财富和生产等传统概念。人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大大加深了。

说到知识，就要说到无知。无知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某种具体知识不了解，比如不知道如何使用Photoshop。这种无知容易解决，至少人们知道如何去解决。难解决的那种无知是：无知，且不知道自己无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现在看来，可谓至关重要。邓小平意识到，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人，对市场的知识很缺乏，并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不承认自己的这种知识缺乏。这时如果展开争论，一定是低水平的。争论话题只能是互指对方不符合马列主义。这种争论除了制造社会分裂、妨碍发展以外，没有任何益处。

实际上，即使到了1990年代，中国人还在热火朝天地争论应该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回头去看，那根本不是什么知识讨论，那是闹剧。除了为人类思想史提供愚蠢的案例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争论，而是虚心对外学习。但学习的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是第一种无知，也就是对具体知识的无知，可以通过书本学习、学校教育来解决。但中国人当时对市场，是第二种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这种无知之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需要学习，更不知道要学什么。

中国社会解决这个无知的方法很正确，那就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让了解市场的人来中国办企业挣钱。他们不是教育家，他们也没想教育谁。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以完整生动的形象展示在无数中国人面前，并且邀请他们亲身加入其中，不但无须学费，还可以同时挣钱养家。

朱锡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大量的知识，都是无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的。人们习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相应的活动。活动本身自有其目的，有其主产品。在企业工作，是为了挣钱养家，但在活动中，人们同时也会获得知识这种副产品。

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其间的变化是脱胎换骨的，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与。这些成员，原来只掌握计划经济的知识：怎样抢购紧俏商品、怎样在国企和公社中出工不出力、怎样才能在上级面前争取更多的物资分配、怎样写各种宣传文件……

现在，需要他们掌握一套全新的市场经济知识：怎样求职，怎样招聘，怎样创办和经营公司，怎样和人签订合同，怎样了解市场需求，如何取悦消费者，如何避税，怎样和外国人做生意……

在几亿人的范围内传播这种知识，学校教育显然是无力胜任的。即使有这种学校，那些刚进入城市一无所有的农民也没有钱去脱产学习。他们每日都需要养家糊口。大量涌现的内资外资企业，在谋利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数亿原本只掌握农业知识的人，进入城市，在企业中工作。那时还没有新劳动法之类的恶法，这些人进入私营企业，没有门槛。由此，他们就有了机会既挣钱养家，又学习现代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种种知识。人们头脑中知识的转换，不声不响地展开了，且日益深入。

中国和俄国改革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中国是开门改革，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俄国则是闭门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比中国小得多。两国对世贸组织的不同态度就有很大不同。

这种对外开放的不同，直接造成了知识输入的数量差距。中俄两国，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社会成员都很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但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市场经济的知识在中国已经大大普及了。在这方面，中国领先俄国很多。在《知识笔记》中，朱锡庆讲述了好几个当代俄国人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的有意思的例子。

中国的一个重要先天优势在于，香港台湾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引进外资企业，很大部分就是引进港台企业。大陆和港台，没有语言隔阂，人们可以直接交流。这些企业在传播市场知识方面，效果极佳，作用极大。

说到市场经济知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温州。改革开放以前的温州，地少人多，格外贫瘠。改革开放以后，却一跃成为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原因何在？

一种解释是：温州原来的国有企业很少，加上很穷，没什么油水，政府官员没什么兴致干预市场，这让私营企业得到很大的自由。这种解释很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温州并不是唯一的贫穷、国有企业少、政府干预不多的地区。许多类似地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也有发展，但却没有取得温州那样的成就。

如果从知识的角度解释温州的成功，就豁然开朗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虽然看上去很贫穷很落后，但在那时，温州人其实已经有一项因素领先全国了。

温州的农业条件很差，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即使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也想尽各种办法到各地去做点儿买卖。当然，那时只是不起眼的小商小贩，弹棉花、鸡毛换糖、摆地摊、小修理，等等。

虽然是小商小贩，但那也是正宗的市场交易。所以，温州人虽然当时很穷，小商小贩也没什么高学历，甚至有文盲，普通话也说不好，但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的知识，他们却掌握了很多。相比之下，北京那些制定全国计划、管理国家商业的干部们倒很无知。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可能是财富的洼地，贫瘠不堪，但却是市场知识的高地。在这方面，温州人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优势——看不见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势有了用武之地。温州人头脑中的市场经济知识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

相反，一些原来国企密集的地区，比如东北，改革开放之初，表面上的财富很可观，巨大的工厂、密集的铁路、数量众多的熟练工人、完善的教育体系。如果那时比较东北和温州，没人会认为温州鸡毛换糖的小贩比东北巨大的钢铁厂更有前途、更有优势。但实际上，国企比重越大，该地区的人市场知识越匮乏，市场观念越落后。双方的知识差距已经存在。

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国企密集地区可能还会保持表面上的领先。但环境已经改变，市场经济来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缺陷就暴露无遗了。旧知识已经无用，加之体制羁绊，固步自封，没有机会迅速更新知识，就只好眼睁睁看着知识领先的温州在创富的道路上快马飞奔了。

理解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再来审视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会有全新的认识。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社会问题是：传统社会积累的丰富农业知识，在工业化时代没用了，必须更新。必须有某种办法把数亿中国人头脑中的知识换一套。近代以来的种种社会危机，都是这种知识转换没有顺利完成的表现。

可惜，中国几代知识人和革命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错误地把中国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革命问题。即使如鲁迅那样理解为教育问题，也是同样错误的理解。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教育，往往局限在书本和学校。他们不会把交易、手艺、签合同、赚钱、长途贩运等也理解为知识。相反，他们更愿意斥之为庸俗和堕落。

中国的知识人和革命人，同样有着那种“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解，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和政治中转来转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国父领袖纷沓至，可叹生民无宁日。

去看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种种战争和革命，最常见的情节就是“忍无可忍，奋起一击”。说起来都是满腔悲愤，其实不过是一地鸡毛。政客们为了他们自以为重要的东西，轮流出手，一再打断社会的正常发展。为了一地鸡毛，得到一片废墟。

社会一直被各种野心家反复折腾。人们得不到哪怕稍长一点的安宁创办自己的产业。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财富的损失，可正是因为人们无法顺利展开经营，知识转换一直无法完成。这个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一直停滞不前、无从解决。

现代工业化的市场知识，只能作为经营这种活动的副产品，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战争、革命、运动、民众动员，这些看似雄壮的事业，每一个似乎都有着迫不及待的理由，但不管它们的理由多么充分，实际结果就是：它们全都延缓而不是促进了中国问题的解决。

中国真正打开国门面对工业化的世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过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各种革命和战争以后，到1960年代，中国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人人都想一劳永逸迅速解决问题，但却无一例外地在舍近求远，不走弓弦走弓背。

实际上，只要让民众在和平的环境中有自主经营的机会，知识的转换，貌似缓慢，其实反倒不需要太长时间，比那些疾风暴雨的革命和政治快多了。

日本差不多和中国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但日本随后进行明治维新，大力发展工商业。虽有缺陷，三四十年以后，也就基本完成了国民知识的转换。现代化的工商业已经在日本扎根。即使经历世界大战，日本也依然实现了繁荣和富裕。

中国人真正得到日本这样的和平发展机会，也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也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就已经发生了彻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的繁荣，都是静悄悄的。大闹大哄的，只会是灾难。

看上去，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说汉语，还是吃中餐，但实际已经大不相同。数亿人的头脑，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剥夺。这个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无论是谁，都只能顺应不能抗拒。我的乐观，正来自于此。

对美国来说，1929年大萧条实在太可怕了。几代人刻骨铭心。但如果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看，就必须承认，即使有那样的灾难，即使在当时，美国的发达程度也远超其他国家。美国人在繁荣之路上摔了一跤，但那条路并没有中断，他们也没有调头往回走。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之前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已经让美国人具备了现代市场所需的种种知识。他们会犯错误，但他们毕竟不是无知。纠正错误，比从零开始学习，要容易多了。

同样，从理论上，不能确保中国未来不发生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但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了，我们也已经离开起点很远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数亿人的知识转换已经大致完成。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是漫长的，但一旦完成，也是坚不可摧稳如磐石的。

当然要警惕和反对错误的政策，但也不必认为犯一个或几个错误就会万劫不复。好几亿曾经不知市场为何物的人，已经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和获利者。人们知道了财富的好处，也知道怎样才能获取财富。这时候，你想螳臂当车，让他们调头往回走，可能吗？

更重要的是，既然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知识的进步，那人们就应该对政治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任何政治方案，都不能代替时间的积累。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或团体，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成员头脑中的知识。一代人只能完成这一代的使命。欲速则不达。慢些到总比永远不到要好。

政治从来不是社会真正进步的主角。实际上，如果不成为阻碍和破坏，就算是良好的政治了。政治人物最优秀最重要的品质，是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能。也因此，良好政治的核心是妥协，而不是坚持到底。

在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比如英美，妥协几乎已经成为政治人物的下意识。他们会在议会中大吵大闹，会互相威胁绝不让步，但真到了最后一刻，却一定会做出妥协。绝不会有人真把桌子掀翻让天下大乱。这是真正的政治大智慧。

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的竞选之争，在其他国家，多半会变成内战。失败的戈尔，太有“忍无可忍”的理由了，但他服从了判决结果。近几年两党在议会中关于预算的争论，针锋相对，如火如荼，但无一例外地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

政治人物懂得妥协，社会才会得到安宁。或许会有损失，会有错误，但最宝贵的和平进程被维持。社会有机会继续积累知识。更多的知识，而不是更多的“大不了重头再来”，才会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现种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知识不够，而不是流血不足，才是我们要解决的真正问题。

其实，即使是妥协这种习惯，也来自于和平发展的商业。革命和战争，只能培养出毫无耐心、决不妥协的暴烈气质。互利共赢、彼此合作的商业，才能培养出人们善于妥协的市场气质。惟愿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人具备了市场经济知识，也得到了温和妥协的市场气质。

不过，对知识的增长，已经可以确认；气质是否真有变化，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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