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现在，我都很难将“文学”两个字轻易说出口。旁人问及我的专业，我总是要迟疑一下，再说“中文系”。而我在做出这个回答之后总是后悔，因为，无论是理想还是实践，我都应该说是读文学而不是中文。文学可以激起我的热情与敬畏，相较之下，中文引起的往往是责任感与尊重。

可是我总会感觉到那种吃力的感觉——文学。我能一遍遍地在纸上写下这个词在键盘上敲下这个词。我能言之凿凿地说它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我又是如何地爱它依赖它以至于我愿意在它的怀抱里度过我最美好的年岁。但我就是不能轻易地说出它，犹如我自知不能直面神明。

佩索阿说，我爱你，就好像太阳西沉或者月光满地的时候，我想要说什么的那一刻，但是，我想要的不过是占有那一刻的感受。读到这句话时，我觉得他准确描述出了我读到一段好文字时的感受。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恋爱体验，德波顿的说法多少带有现代都市人的轻浮，而佩索阿的表述更符合我作为一个伪文艺青年的趣味。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些外国诗歌。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翻译过来的诗歌失了原文的音韵之美，文化差异又像鸿沟一样。但是，关涉文学的事情，本来就是以感觉为首要条件的。它的力量从来都来自于唤醒读者内心的刹那。

所以，我也就能释怀了。摆脱那种“必须解释”的焦虑，反而能真正体味到那些理论话语的精髓。

“当黎明女神垂下她玫瑰色的手指”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永恒是一片融有太阳的海”

这些句子，我看着，会情不自禁地默念；这些句子，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浮现在我眼前、回荡在我耳边。我现在无法用这样那样的批评手法来阐释这种感动，但它确实存在着，并且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历这种感动。

文学与文学的钦慕者，往往是自小定下的姻缘，不论他的笔触有多冷漠，字里行间，还是透出某种痴迷。驱逐诗人的柏拉图，列举诗歌的千万种不是，可还是泄露了自己对于文学的爱意——不论否定多少次，还是难以忘却初读荷马时的心动。伊格尔顿对各家文学理论肆意嘲讽，但对于文学作品本身，却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谦卑。如前所说，他们不会忘却从事文学道路的初心。

也许我以后学会用理论刀具来解剖文本，但我永远会记得，最初遇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那种无言心许的默契。我相信我不会伤害它，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伤害它。

布鲁姆说经典的魅力在于陌生性。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个解释再合适不过。小时候把外国名著小说当故事看，长大后把外国诗歌当谜语看，我一直在爱着这些陌生的中文表述。对于我来说，译文与文言文一样，都是陌生的语言，都有好坏之分，我没有故意贬低哪一种，只是出于个人原因，喜欢上了某一种。陌生代表着神秘更代表着新意，单调的生活之中，我迷恋于这样的趣味。

“我是衰弱已至末日的帝国 / 看着金发的蛮族走过”

魏尔伦这句诗的原貌是什么样，我一无所知；帝国是哪个帝国，蛮族又来自何方，我全然不解。但我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了想象中，那种模糊的想象不是图画也不是电影片段，而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状态——我成了一座城池，或者是蛮族脚下吱呀作响的碎石。

我爱的是某种基于语言又超越语言的东西，如果我能以这种幼稚的方式为之命名的话，那就是文学。

柏林说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无法完成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献身于文学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不一定激情洋溢，也不一定心志坚定，却一定有着不可理喻的固执坚持。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献身的勇气——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这种犹疑，我才会有那种无法谈论文学的焦虑。

关于文学实用性的梦早都破碎了。宗教和礼教都不再是文学的主人与赞助者。作者已经死去，大众掌握话语。商业社会，人们只能消费文学，来给养文学。文学没有多少自卫能力，太过自由也太过无依无靠。信仰和政治都可能肢解文学，碾压是一遍遍重演的事实。我也不必再说。

然而，所有文学的暴力相向都没有杀死文学。可称之为文学的那种东西，像亡灵一样，飘飘荡荡无处落脚，却可能在任何时候重新降临。生不逢时，却保有了随时到来的可能。

文/白杏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