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英雄》 第四章湖北人开始行动了 免费试读
武昌首义也可以称为紫阳湖边的起义，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反映在它的波光中。见证过武昌首义的城内九湖，现在就只剩下它和都司湖了——尽管都已大大缩小。可以说，武汉市内可以像杭州西湖那样称得上“文化湖”的，惟有这紫阳湖，它的周边充盈着辛亥文脉。
张难先对武昌府城很快就了如指掌。乡下进城谋生者对路途的熟悉了解比偏居一隅的城里人反倒要迅速得多。他应该知道，这湖也叫滋阳湖、墩子湖，位于武昌城中偏东南，在中和门和保安门以北。湖的北边是政府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皇殿，皇殿西北不远是金融重地银元局。有一条路与长湖隔开，此路是城南主要横道，从王府口迤逦往东通向分水岭、黄土坡，直到东南皇城角即通湘门。往西有小朝街、大朝街，再往西过几条街，由南向北依次是督署衙门、新军第八镇司令部、两湖书院。这湖的东边，过中和门正街有右旗新扎的营盘，右旗北边是左旗，南边是楚望***械所，都屯有重兵。
作为处心积虑的人，张难先还可能知道，“以武而昌”的武昌，明清以来留下不少“营”字号地名，这是武昌作为军事重镇的一大特点。武昌城北有恺字营、城中有中营、蛇山北麓有斗级营、昙华林有戈甲营、阅马场东边有辎重营、西有马蹄营、南有工程营。工程营在紫阳湖东边，距通湘门里许，就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八营驻地。
张难先“八十岁学吹鼓手”，而立之年投了新军，进入工程八营。尽管剃净胡须，身着军装，看上去年轻不少，但部队里摸爬滚打的训练还有挑土盖房的劳作是叫他够受的。据“过来人”李六如说，“打野外更苦，全副武装，连枪支、子弹、背包、杂囊和做工事用的铁锹等，总要背好几十斤吧。这还不要紧。顶恼火的就是跑步与爬山，定要穿起那一双又硬又重的东洋式皮鞋，两只脚痛得要命。”这叫张难先怎生消受？当初进入工程营，多亏遇得任书记官的江陵人朱子龙，也算大老乡，答应向人事部门引见；加之吴禄贞找工程营长李克果疏通关节，还经过笔试——做了篇命题作文，让也是投笔从戎的李克果有点欣赏，张难先这位昔日科举考场上的“白卷先生”才以“张绍良”的名字进后队当兵。胡瑛自不在话下，年轻是他最大的优势，自古嫦娥爱少年，他也进了工程营。差不多同时参加新军的还有潜江人刘静庵、利川人范腾霄等，进入护军恺字营的最多。
时间变了，空间也变了。这湖不再是陆放翁“下瞰南湖荷叶弥望”、黄庭坚“凭栏十里艾荷香”之景况。湖边的营房在80年代才拆，现已是楼房毗连，空间逼窄,不复旧观。原址树立起以汉阳造步枪为造型的“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雕塑以作纪念。在这湖边一角，可以努力回顾当年的张难先们深入虎穴、运动军队时的生态背景。昔日的紫阳湖滨还是城内的空旷之处，“站在工程营内大操场北望，几栋二层楼的营房，整齐地排在营区北边；西看，湖里初冬留下的荷叶残杆还立在水中，等待来年新生的荷叶替代它们。”偌大的营盘，有时“操坪里，摆满了一列又一列的小木床，许多人提着开水壶，在火一般的太阳下，跑来跑去烫臭虫，还听到捣木砧似的一片响声。这就是夏天礼拜日营盘里扫荡臭虫的大场面”。（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朱子龙、张难先、胡瑛等人有时向紫阳湖边走去，寻到一块草坪坐下，看着湖水在晚风中微微地荡漾。随手捡起一粒石子扔进湖中，湖水的平静被打破，一圈一圈的涟漪扩展开去。这种闲适只是偶尔为之，即使出了辕门顺左旗大营西墙直上蛇山，他们也是约会同志秘密商谈，履行发展党人之事。
“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民报》）其本质无异，其做法不同。摒弃空谈主义，不以海外宣传、热烈标榜的虚荣博取声望；摒弃恐怖主义，不以“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壮烈耸动视听；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变“莘莘学子”为“桓桓武夫”，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深入下层，秘密运动会党，发动新军，走着一条前无古人的革命之路。“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熊十力语）“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蒋方震语）
12.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
大概在1904年4月，吴禄贞参加华兴会成立大会从长沙返回武昌后，湖北党人就酝酿成立团体，并考虑由谁出任领袖。一天，张难先和胡瑛得到口信，急忙翻过蛇山赶到昙华林吴禄贞府上，在那里认识了建始人吕大森。吕大森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1903年沙俄拒不按条约撤兵，妄想永远霸占中国东北。吕大森鼓动几百学生到蛇山曾公祠***，还登高演讲，斥责满清政府无能。演讲激昂慷慨，轰动一时。当时报道，北京、武昌、安庆等地“各学堂魁杰均有演词”，吕大森就是武昌的“学堂魁杰”。在花园山聚会中得知大家决定投新军探索革命办法，并在工程营文普通中学等处开展联络活动，吕大森也跃跃欲试，决心不负吴禄贞的托付，投身其中大干一场。
几天后，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的两张八仙桌并在了一起，工程营和学界的十几个人开了个碰头会。胡瑛就成立机关、订立章程提请大家讨论，看法已趋向一致，大家推举吕大森起草章程，至于团体名称约定下次再议。7月3日是个星期天，离小暑还有两天，武昌的天气已经蛮热燥。同庆酒楼二楼的前后窗户都打开了，这次是四张桌子拼在一起。聚会的共有20几位。陆陆续续，只听楼板响，又见人上楼。大家落座以后，吕大森拿出起草的章程开始逐条念：“第一章，宗旨，本所以传播当今新学问新知识、研究科学为宗旨……”酒楼里很静，耳边有山上吹来的飕飕风声。胡瑛逐条解释着：章程上的宗旨标明是“研究科学”，以掩官厅耳目。不过我们心中记住真正的宗旨也是四个字“革命排满”。会上，大家“举案齐眉”，为革命排满大业大叫干杯！弄得楼板炸炸响，楼下的堂倌不晓得楼上在搞什么。
科学补习所在多宝寺街时象晋家设立机关，后由文普通中学学生欧阳瑞骅租下魏家巷1号办公。“因为湖南方面有华兴会与同仇会的组织,所以武昌方面也与之相呼应,而有科学补习所的组织。这个革命机关，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士兵沔阳人张难先与湖南桃源人胡瑛等所发起的。”（蔡寄鸥《鄂州血史》）科学补习所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比较正规的革命团体，它开辟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新模式，初步形成湖北革命运动的特点和优点。
“革命排满”策略于1904年的五黄六月由科学补习所提出，是一个不小的事件。《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章开沅等著）一书中这样评价：“其宗旨由先驱们的‘反清复明’到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是个重大的进步，这表明革命已由农民革命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新阶段。‘革命排满’还是一个群众性极为广泛的口号，能为各阶层人们所接受。革命党人就能利用这个口号团聚一支相当强大的革命队伍，一举推翻清廷在武汉乃至湖北的统治。”“吕大森等人提出的‘革命排满’成为以后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后来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都没有另外制定什么新的政治纲领。”
与科学补习所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有华兴会湖北支部，都比东京同盟会的成立要早一年多。宋教仁来往两湖，穿针引线，秘密联络。华兴会首领黄兴于7月中旬由沪抵汉，跟科学补习所成员相见于汉口码头，并出席迎接大会。鉴于两湖地区良好的政治局面，双方拟定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举事，此呼彼应。黄兴还给科学补习所支助了一些资金和枪械。这是湖北革命党人暨科学补习所在黄兴的影响下第一次筹划武装起义，多少有点头脑发热，不自量力。他们全力以赴作各种准备：吕大森、高建南等回鄂西、荆宜联络会党；王汉、易本羲分头准备刺杀张之洞和张彪；李胜美、刘静庵则分别负责工程营、前锋营的战斗。
黄兴在长沙茶园铺与会党首领马福益正式会面，结成联盟，举事在即。湖南巡抚庞鸿书以重价收买一会党作引线，捕去游得胜及萧桂生两人。以酷刑逼供，将铁链烧红，使之露膝跪下，登时膝肉生烟，恶臭满室。更继以扭麻花、上夹板、敲胫骨、刺指甲等惨刑。如此逼供，何求不得？驻湘潭哥老会中有一会员，绰号飞毛腿，人极机警，行动亦极迅捷，昼夜赶到长沙报告黄兴。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曾认为大搜捕的消息传到黄兴的时间是1904年的农历九月十六，那天霜降是他父亲三十岁生日，三位姑妈从乡下来，黄兴还亲自下厨为她们做寒菌面。
“湘事已坏，鄂机关需急戒备。”10月中旬，正当胡瑛、王汉等接运到湖南来的枪支弹药时，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等在魏家巷1号机关，突然接到黄兴的来电，不得不马上作应急处理，派人分头通知所内成员设法避祸。张难先和刘静庵留下销毁文件和代黄兴印制的30万张军用票。房顶的烟囱一直冒烟到酉时，他俩才分头逃走。巡警道冯启钧派人来搜捕，竟一无所获，只抓到房主严鞠。事后，“粤人梁鼎芬主鄂学务，悉其情，雅不欲兴大狱，以重己过，向张督缓颊，只除瑞骅教仁学籍，其余亦无册可查，事遂已。”（欧阳瑞骅语）
科学补习所突遭覆没，成员总算平安无事。吕大森、康建堂逃回建始，遁入深山；宋教仁、欧阳瑞骅等流亡日本。张难先躲在彭养光家，风头平息后过汉口搭船回了沔阳。胡瑛和王汉将从岳阳接应回的枪械转移至鹦鹉洲。
“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几番暴动不成，革命党人又回到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主张。他们宁肯流血牺牲，也不愿苟且偷生做满清的奴隶。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1912年彭爱珍炸死良弼止，全国各种暗杀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22岁的湖北蕲水人王汉，本在为备战皇殿***时袭杀官吏而摩拳擦掌，对大举未成极不甘心。后得知户部侍郎铁良要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他和胡瑛一起前往狙击，车却已开；王汉追至河南彰德，在火车站向铁良射击未中，遭警察搜捕，不忍被俘受辱，竟自伤后投井。胡瑛装扮行商模样，向彰德的绅商交涉，收殓其尸葬之。有人记载王汉呈剑侠之气，“作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他“结婚仅月余，无子，妻高氏苦节至今”，令人叹惋。
历时四五个月的科学补习所，是闪耀于皇权专制茫茫黑夜的一颗彗星。所长吕大森也很快被湮没，不为这座城市所闻。他避走施南（恩施），后成立天锡会，作为日知会的通讯机关；武昌起义前夕在施南策反成功。民国初年四处流离，三进牢狱。曾经到烟台找山东都督胡瑛，后投奔浙***张难先，据说颇受冷遇。在张难先做东请客的酒席上，吕大森竟头撞门窗，后病逝于人间天堂杭州。
喜好吟咏的吕大森曾有《放歌行》行世，其中“忧患端从读书始”堪称佳句。他应邀到长沙与黄兴联络时，在洞庭湖上作豪放之词，“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发出了两湖革命党人的心声。
13.独树一帜的日知会
科学补习所作为湖北早期革命的一棵幼芽，幸亏没有被斩草除根，一遇春风，又成“离离原上草”了。
1905年的夏天到了，科学补习所人还在，心不死。张难先又下汉口，这回是和一帮沔阳乡党来宣讲美国虐待华工罪恶、呼吁***美国货，趁便打探消息。他从彭养光那里得知刘静庵去向，冒着红火老日头从汉阳门赶到日知会。劫后余生的两个人，双手握在了一起。现存一张“日知会阅书报章程”第一条“阅书报时辰每日上午十二句钟起至下午八句钟止茶烟敬备不取分文”，是刘静庵手订、张难先笔录的，说明刘张二位在日知会的交道之深。
原来，***教美国圣公会(ThcAmericanChurchMission)黄吉亭牧师1901年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名叫“日知会”，寓有“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当时武昌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前来阅者最多，并托代购书报。刘静庵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与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朋友，并在那里入教受洗，接受西方教会民主平等思想。
刘静庵者，湖北潜江梅家嘴人，家门前有条东荆河一直流到汉阳蔡甸水洪口那片芦苇丛生之地，也是江汉平原人士。其父亲刘淇是贡生，算是个有文化的农民，母亲金氏格外疼爱他这个长子。但是28岁的刘静庵于1903年在同乡李书城的介绍下来到省城，参与武昌花园山聚会，立下“秀才造反”的志向。他慨然撕破长衫投笔从戎，改名刘大雄，到黄陂人黎元洪任管带的马队当文书。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他借故离营暂避。一度寓居武昌水陆街，化名金昂，谐音“金养”，以不忘母亲。风声过后又回到马队营。
军营岂是菜园门。刘静庵行为诡秘自然被管带黎元洪生疑。有一天，一封署名为“张守正（闻系黄兴化名）”的信寄来，黎黄陂读出里面多为隐语，便怀疑刘静庵是革命党人。他不想“兴大狱以重己过”，更不以此邀功请赏，就找刘静庵谈话。黎黄陂说，我看你志在国家，年轻人正应如此。但我这里是军营，与革命乃冰炭难容。我不为难你，你去写份辞呈，就说自己有病不堪军旅之苦，请求辞职出营，我给你批个“准”字。刘静庵心里是“镜”的，便向黎管带说声谢谢交上辞呈离开军营。内心对没有落井下石的黎元洪心存感激：看来他还有良心，没有忘记自己是汉人。
这时的日知会已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学堂内（崇福山街39号），正缺人手。已任圣公会会长的胡兰亭就聘刘静庵为阅览室司理。刘静庵利用这个地方，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宣传革命，结交朋友，渐有原科学补习所成员兴国人曹亚伯、江夏人冯特民和汉川人李长龄等向他靠拢。大家商量恢复团体事宜，认为科学补习所案还没了结，再用旧名不如新开炉灶，就在日知会内设个“日知会”，可以假托教会作为保护伞。团体的名字顺应时势改了，但革命的宗旨不变：不与保皇党人通声气、不依赖会党、在新军学生中痛下工夫。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日知会中李长龄是最年长者，年近五旬，形容清癯，颇有谋略。有次和大家聚叙时，谈到激烈处，那个后来改名为孙武的孙葆仁说，我们既然许身革命，何不把头上辫子剪它个鬼？汉川人梁耀汉也在日本留过学，知道拖着辫子讲革命会被人耻笑，也赞成剪掉辫子。众人都作响应时，李长龄却说，革命不在外表，有利革命的事才办。你一时剪去辫子，痛快是痛快，倒会引起官府注意，不利于开展革命。我看这辫子还是留着的好。通过多次思想交锋，大家的思想趋于一致：革命党人不恋逝水，取名日知会是一步好棋，利于隐蔽，毕竟是在清廷的眼皮底下，不能像孙文在海外，能公开举旗。
充满血腥味的丙午年转眼就来了，马年伊始的正月初五（1906年1月29日），趁着普天下都在过年，军队、学堂管理松懈，日知会里也十分清净，刘静庵就召集成立湖北的第二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当时挤在阅览室里竟有一百多人，热气腾腾，“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皆有沉痛演说，听众非常感动。”（李廉方语）大家公推刘静庵为会长，日知会宗旨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推翻清政府，成立新中国”。
据萧道生《工程第八营首义事迹》中所述，日知会的密设机关，除了圣公会，还有文华书院、湖南中学、涵三宫等处。日知会学教会的办法每逢星期日公开演讲。刘静庵、冯特民、朱作梅等人先说教讲道，假借***舍身救世等故事，引伸为宣传革命；或者展开阐述世界大势中国危机，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的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九江的胡厚斋牧师听了刘静庵的一次演讲后，回去即办了阅览室并附设一平民学校，以开风气。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中喟然叹曰：“安得刘静庵，化身千百万，使腐朽之人物，一一觉悟哉！”
日知会是在***教会内发展起来的团体，它的主要领导人直接从***教的某些教义，如平等、博爱、民主中汲取了可借用的革命思想。张难先认为,“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那期间，日知会还在湖北黄冈设一秘密印刷机关，由吴贡三、殷子衡专司其事，大量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范腾霄在日本将出版的《民报》购寄武昌日知会，数量每期在三五千份不等。这些革命读物一到军人学生手中，无不视为至宝。日知会员陆费逵等还编印了《楚报》，常用辛辣文字讽刺时政。日知会还自办了中学，江汉公学为刘静庵一手筹办而成；东游补习班，教材教法由留日同志提供，实际负责的仍为刘静庵；明新公学原由梁耀汉创办，后并入了日知会。日知会像吸铁石般吸引着一些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加入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汉川人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武昌左二巷）、黄冈人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武昌正卫街）、钟祥人彭养光领导的安郡公益社等。黄梅人宛思演、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以及余诚、范焕文、吴兆麟等也加入了日知会。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河南、湖南、四川、江西都有来日知会听讲演的人，都有从日知会带回去的书。日知会还影响到省内县城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
日知会会务日臻发达，湖北革命形势日益兴旺。1906年冬末，腊梅盛开时节，在东京的同盟会员麻城人余诚对湖北主盟人大为不满，认为“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遂受派回湖北主持分会事宜，找到刘静庵，把同盟会湖北分会机构挂靠在日知会，同时也发展盟员。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亦成为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范腾霄曾以半价购得《民报》四千份寄回湖北，由日知会分发。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活动也就融入到日知会的活动中。
1906年5月28日，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由同盟会员乔义生陪同来鄂，刘静庵作为东道主迎于江边，并招待一切。在圣约瑟学堂操场举行的欢迎会上，欧几罗当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从历史照片来看，***者中有不少教会学校的小学生，刘静庵摇鹅毛扇端坐中间。当时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也在海外经营，惟有日知会有如此大好形势。故欧几罗认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日知会举行的这一大型活动未免过于暴露，那些旁听欧几罗演讲的人中不难混进清廷的密探，他们贼一样的眼睛绝不仅仅盯着高鼻蓝眼的洋人。
14.叛徒出卖招致丙午之狱
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醴陵与武汉的联系源于百年前的“汉冶萍”。萍乡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安源的煤可以通过安水、浏阳河、湘江运到汉阳铁厂。至今在安源山上有盛公祠、大冶有盛公碑，都是纪念创办者盛宣怀的。1906年12月，萍乡的矿工、浏阳的会党和醴陵的兵勇等，借灾荒发动起义，影响很大，仅安源煤矿就有5000工人参加。义军曾控制四五个县，20天后还是被清廷残酷镇压了。
这次武装起义得到湖北日知会的积极响应。原科学补习所成员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余诚在汉口码头迎接，安排胡瑛住刘玉堂开的汉口名利栈，朱子龙、梁钟汉住汉阳青莲寺。他们第二天就过武昌到日知会会见刘静庵等人，决定12月26日在汉阳伯牙台开会，研究响应萍浏醴起义的办法。
伯牙台即古琴台，是知音传说的发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是水乡泽国景观，可看莲荷盛开，听蛙声一片，确是优雅僻静之处。1906年底农历丙午冬腊，数九寒天，北风呼啸，伯牙台人迹罕至。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梁钟汉、黄警亚等“知音”相聚于此，提出加大运动新军力度、进一步筹措资金应援萍浏醴起义的方案。与会者中，有应邀匆匆赶来的张难先，还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郭尧阶，也是沔阳人，据说跟张难先有点表亲关系。本来张难先劝说过刘静庵，认为郭尧阶轻浮浅薄，不可相信，还是提防点好。刘静庵不以为然，说，图大事须推赤心于人之腹，岂可厚疑天下人。
伯牙台会议以后，萍浏醴起义遭到镇压的消息就从“鄂督张札臬司文”传布开来，武昌、汉口、汉阳的显要处都张贴着那白纸黑字的悬赏通缉告示。
郭尧阶是沔阳人所说的那种“抛皮儿”，他回国后用度奢靡，还吃一位寡妇的软饭，日积月累，债台高筑。一位日本商人把郭尧阶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后把其胞兄郭尧青拘捕在押作为人质，限期要他筹款还债，郭尧阶每天都为这事挠头。当过江上码头看到汉阳门上的这张告示，他的眼睛不会不对上面的“计开赏格……”多作停留。这场面就像《红岩》里的甫志高在奉节码头一样。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尧阶决定叛变了。在巡警道署面对冯启钧大人，他双腿一软跪下叩头：草民郭尧阶给大人请安。来个竹筒倒豆子，把所知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还指证刘静庵就是张之洞悬赏通缉告示中的刘家运，并且把官府并不知晓的日知会情况、主要人物姓名一一作了报告。投案自首后，郭尧阶破罐子破摔，充当鹰犬四处出击。正是：国家危亡岂只议大事，人世险恶还须防小人。
郭尧阶叛变的恶果是——日知会遭到土崩瓦解，一个多星期内有9人被捕，酿成著名的“丙午之狱”。
1907年1月7日即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朱子龙被骗至冯启钧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的留学生招待所逮捕。当晚，军警又在汉阳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胡瑛在汉口名利栈被捕；季雨霖、李亚东二人亦在军营中被捕。1月13日，军警在黄陂胡兰亭牧师的三姐家中逮捕了藏匿的刘静庵。随后，军警去沔阳仙桃逮捕了张难先；去黄冈团风逮捕了吴贡三和殷子衡；军警包围了汉川系马口梁家，梁耀汉在亲友的掩护下化装逃脱。像梁耀汉这样一出事就往家里跑实在是危险，孙武得到消息后也连夜避往汉口柏泉家中。传说走到罗家墩时他迎面遇上巡警，其中一个姓杨的曾在他家当过仆人，对他口称大少爷。孙武拔出手枪击毙二人，把他们推到河中，从容地逃出罗网。
在诱捕朱子龙等人时，郭尧阶有意让余诚出去买烟离开，这是有感于在东京时余诚曾对他慷慨相助，说明郭尧阶良知未泯，还不致坏透了顶。但是，在张难先的眼中，这人简直不耻于人类。他来武昌听说此事气得吐血，回到仙桃镇集成学校遭捕时，他狠狠扇去几个耳巴子，把郭尧阶打得鼻青脸肿。这郭尧阶也是活当该死，在巡警道又让张难先碰上，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见张难先一个箭步上去，当胸一拳打得郭尧阶向后倒退，张难先趁势一步上去在倒地的郭尧阶胸口猛踹两脚。郭尧阶大叫一声，面如死灰。张难先“予尔时忽慕神仙术，求知玄学者师焉。自至习玄功至二十余乃已。回念一生能劳苦，实赖有此一段功夫，精神凝固，老而不衰落。玄功之有益于卫生，于此可见。”（《义痴六十自述》）他所习练的这身功夫，关键时候可是用上了，自认为是平生中的一大快事。
郭尧阶的赏钱不知是否领到，不久便不治身亡，啥事也撒手不管了。由他招致的这9名人犯，其共同的罪名是非法结党反政府，结果却各有各的不幸。
15.丙午烈士慷慨悲歌
清末洋务运动中，随着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的传入，清廷高层及思想活跃的督抚要员，也开始注重对中国沿袭下来的刑法予以改良，如取消一些酷刑，并对在押的犯人给予一些较为人道的待遇。1885年，刑部就曾责令各地督抚对关押的犯人安排学习一些手艺，或安置作杂役。1904年，张之洞下发《札臬司饬各属清厘庶狱建设迁善习艺所并严禁滥刑》，责令鄂省地方官对重罪者“设法体恤”。罪不及死者“早日议结”；对“屡犯不悛，难于开除者，亦宜选择宽敞地基，建设迁善习艺所，选匠教习，振其懒惰之心，予以自新之路”。张之洞先派人去日本参观，“兼采东西各国，仍体察中国情势之能行者，量为试办。”并在江夏县衙东侧“购买民地，酌拟图式建造”，新造了一所高规格的监狱，并为监狱的管理定了若干规章，以为全省监狱的样板。
至于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可以参看在北京银锭桥谋炸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的汪精卫《正月的回忆》一文中的描述：“1911年正月在北京铁窗下过的，当时北京的监狱正在改善囚犯待遇不久，比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我的脚还是上了镣铐。每三餐叫做老米已很陈，脂肪早已失去了的带色粗米饭一碗，咸萝卜一碟，汤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春节），尤其元旦每人给一斤肉。在狱中过去的这一年正月，忘却一切，贪婪的吃肉。”
湖北模范监狱与武昌红楼一样，曾使用于清末、民国、日伪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充当着不同政权的专政工具。可惜现在无从知道，当年还十分崭新的模范监狱怎样监押着日知会的英雄，铁骨铮铮的刘静庵瘐死于哪间牢房。
李亚东被捕后，清吏组织会审，他手执一卷，昂然而入，几经逼供，决不稍屈。之后他被判刑五年，转禁汉阳。狱官江西人熊家骐对他颇加庇护，李亚东在狱中化名皇甫观，竟与友人陈少武合办《湖北日报》附刊《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并暗中组织中华铁血军相互联络，常为军队中的同志出谋划策。武昌起义后，四十二标同志于10月12日在汉阳响应，并立即派胡玉珍、邱文彬等迎接李亚东出狱。
吴贡三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关押了三年才被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刷印逆书兼编纂”。他上有老父，下有两***，被囚后生计十分困难。在黄州狱中又得重病，虽经亲友、学生、族人多次联名请求减刑和保释，均遭批驳。直到武昌首义后，吴贡三才被乡亲们迎接出狱。
胡瑛名气很大，所以官方特别关注，但又苦于无证据,酷刑之下胡瑛仍拒绝招供。曾写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在巡警道的衙役中，许多人读到这首诗都为年轻有为的胡瑛惋惜。“管狱谈国华更器重之，许字以女。（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让女儿天天来狱中看望，洗濯补纳，胡瑛在牢中还艳福不浅，不觉日子难熬。日知会丙午一案拖延至宣统元年夏天才宣判，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武昌起义次日，胡瑛由同志欢迎出狱，继续他的革命生涯。
季雨霖在候审所受到严刑逼供，大腿根部及臀部被打烂,在牢房潮湿阴暗的环境中发生溃烂,得不到及时医治。李长龄去探监后，找彭养光商量保释办法。因季雨霖是三十一标三营的督队官，若没有相当级别的长官担保是救不出来的。彭养光辗转托人找到黎元洪，黎协统斟酌再三决定出面，但为了稳妥，他约新军八镇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联合作保季雨霖出狱就医。季雨霖出狱时黎协统还派人送钱来，劝他尽快离开湖北。季雨霖对来人说：“大恩不言谢，黎协统的好处我记在心上，日后必定为黎协统效命。现在不方便去面辞黎协统，烦请兄长转达。”就离开了湖北。后来季雨霖果然报效黎元洪，回来参加阳夏保卫战，并受命为安襄郧荆征讨使转战鄂豫。
在第四十一标左队当兵的梁钟汉被捕后，羁押于武昌候审所。审官问他，你不怕死么？梁钟汉答，笑话，岂有怕死的革命党！大清的规矩还是有所讲究的，中过秀才、有功名的人，只有罪证确凿、夺去功名才能用刑。故梁钟汉免受皮肉之苦。日知会一案久拖不决，后被判刑三年，发交原籍汉川县监禁。汉川县知事知道梁钟汉是本县名门望族，又系留洋学生，特表优待，在监狱里还给他开了两室一厅，寝室和书房都有，与典狱员为邻。其子梁绍栋七岁，在县立小学上学，随其同住，上学放学狱卒都为他开门，出入自由。梁钟汉以狱为家，在狱中读书、写书，也教书——教导儿子：人处最不如意时，偏要从如意时着想；事本万难做到的，决要从难做处用功。武昌起义第二天，汉川得到消息。是日晚间，梁钟汉的妻子张荫兰、七弟梁辉汉和黄警亚、童文轩等集合队伍迎他出狱，县中官绅亦列队欢迎。梁钟汉一出狱，就被拥戴为汉川军政分府主任兼总司令，大展宏图。
刘静庵、朱子龙、殷子衡三人所受的酷刑最为惨烈。“狱中，值殷子衡大病，朱子龙为之照料汤药。殷子衡方愈，朱子龙又患血痢不止，虽经殷子衡仔细护理，仍无起色，延至1907年5月6日不幸死于狱中。弥留之际，朱子龙握着殷子衡的手，念了四句绝命词：‘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诵毕，泪如雨下，对殷子衡说：此不过为后世留半点血痕而已。”（殷子衡《狱中记》）朱子龙咯血而殁，年仅32岁。从其族弟家璠撰《朱烈士元成家传》中所知，其祖“于明洪武八年自江西南昌迁荆门清初再迁江陵”，是明初大移民中的一支。
殷子衡在老家黄冈县团风镇被捕，军警用专轮将其押回省城武昌。当途经葛店白浒山江面时，他伺机跳入江中***，被船上军警救起。审讯中，殷子衡被先上弸子，后抽鞭子，直打得死去活来，但他拒不承认萍浏醴起义是刘静庵指挥的。清吏无可奈何，只得暂时把他收押在武昌候审所，后又改押至江夏县狱。过了不久，再把他转到湖北模范监狱与刘静庵同狱。殷子衡把武汉三镇的牢坐遍了，在被正式宣判后，又从湖北模范监狱转往夏口礼智司监狱。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同志曾多次去狱中探望殷子衡，并向他传送消息。但在起义战斗打响后，同志们因为太忙而忘记了去迎接他出狱，直到1911年10月14日这天，殷子衡才率领难友们冲出了牢房。
冯启钧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连其在潜江的父亲和弟弟也受株连系狱。清吏对刘静庵组织会审时，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达十三人之多，盛陈刑杖，故***严。他们先用甜言诱供，继而百般恐吓，终至使用毒刑，鞭至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满以为重刑之下何求不得，然而任何酷刑用在刘静庵身上都无济于事。他只承认革命是实，但始终声明自己决不是刘家运。狱吏趁刘静庵在酷刑中昏死过去，便将已伪造好的口供按上了他的指印，重判***上报。后来真正的刘家运在湖南捕获了，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将错就错，这样的冤案史不绝书。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刘静庵至死不松一口，如此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誉为“活着的耶稣”。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刘静庵《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武昌起义爆发三个月前的6月12日，刘静庵因伤重而病逝狱中，年仅37岁。胡兰亭为刘静庵收殓，将其葬在武昌伏虎山麓。可怜老母亲金氏在武昌圣马可堂看到儿子“抚棺痛哭，晕死者再；几不识其之真相，盖骨瘦如柴，年仅三旬而须发尽白也，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殷子衡语）献身革命的刘静庵只是给母亲留下一首《几回梦》：“几回梦里回家去，拜见阿爹和阿娘。绣幙慈颜依旧好，画堂春色未更常。牵衣握手咽难语，集喜丛悲感倍怆。忽儆谯楼更鼓紧，园扉回顾泪阑干。”抒发了一个儿子忠孝难以两全的怆然之情。
“矮子矮，一肚子拐（坏）；矮子矮，剁八块。”这则童谣是武汉人当年咒骂心狠手辣的“冯矮子”冯启钧的。这位巡警道大人前几年在科学补习所案中无功而返，备受奚落，脸上无光。这一回因日知会案牵出了前案，可谓砍柴掳兔子，顺带的，真把憋了几年的恶气一起出了。
冯矮子把刘静庵当做日知会匪首，往死里整，对既是科学补习所又是日知会发起者的张难先，也是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据说张之洞看了张难先的自供状后击案叫好，认为极具文采，还把供状推荐给幕僚们看。但张之洞未必公循私情，当幕僚梁鼎芬以为他的意思是将张难先从九人中分出不判死罪时，张之洞摇摇头说：没有这层意思。古往今来，哪里没有几个冤魂？他既然已经被捕，而且又承认革命，还声言要杀就杀，我们就成全他吧。
本来要把在押九犯在腊月二十六全部问斩，以轻轻松松过个好年。不料随后丙午日知会案有所松动。原来，在这9人煎熬于牢狱之时，武汉三镇还纷传清廷拟定了缉捕余日章、张纯一、黄吉亭、陆费逵等日知会人士的第二批黑名单。美国圣公会在湖北的华籍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以及军学界的日知会会员等，此时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圣公会吴德施主教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同时，他还一边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请其务必疏解；一边又向美国政府报告，请求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前往清廷外务部交涉。此时，恰逢***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johnR.Mott)博士去日本开会途中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他马上去北京，协助美国公使乐克希(W·W·Rockhill)一道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设法曲全，向官厅缓颊”，利用各种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的考虑，乃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他们的***。改判吴贡三15年、殷子衡10年、李亚东5年、梁钟汉3年……没有“从重从快”，也避免了冤假错案。
1907年4月，张难先在狱中感受风寒，头痛难忍，狱医无治。公益社彭养光得到消息，联系沔阳同乡会黄福、王邵恂等出面，具名保张难先出狱就医。冯启钧拿了银子，也知道张之洞的态度，就做个顺水人情，把张难先放了。
风生水起的日知会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