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四、降低高指标 免费试读
四、降低高指标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农业领域的“大跃进”已是如火如荼，一个个的高产“卫星”相继施放，粮食产量由亩产几千斤放到了十几万斤。受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影响，人们主观地认为我国这年粮食产量可以比上年有成倍的增长，以至“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想要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等豪言壮语还公开登载在党报党刊上。就连毛泽东也认为：“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粮食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2页。。在这种形势下，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村已先进于城市，农业在逼工业，出现了新的农村包围城市之势。于是，这次会议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新闻稿》，《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
自从定下“超英赶美”的既定目标之后，钢产量是否能超过英国就成为短期赶超的最主要内容。这年6月确定全年的钢铁产量将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但直到北戴河会议召开时，还只完成了450万吨的产量，在剩下的4个月时间里，却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产量，在正常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但这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完不成，不但会影响“大跃进”，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因为在会议召开前，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今年的钢产量将达1070万吨，赫鲁晓夫对此不大相信，模棱两可地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可以完成。一位中央领导人问陪同赫鲁晓夫访问的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明年我们的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阿尔希波夫耸了耸肩，并不直接回答，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好的。阿尔希波夫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回答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钢铁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尔希波夫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705页。
当时许多高级干部对赫鲁晓夫和阿尔希波夫的话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苏联老大哥看不起中国。为了证明中国能走出一条比苏联工业化更快的道路，认为这1070万吨任务非完成不可。
在如此短的时间要炼出如此多的钢，仅靠已有的正规钢铁企业显然是做不到的。据当时估计，在此后3个月里，现代化高炉只能完成翻番任务的14。于是只能大搞群众运动，发动全党全民大炼钢。为此，毛泽东认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3页。这样一来，各地大搞“小（小转炉、小土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兴建了难以数计的小土高炉。炼钢铁需要铁矿、煤等原料，也需要交通运输，于是在地质、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大搞“小、土、群”，出现了全民找矿、全民办小煤窑、全民办交通运输等一系列的“大办”。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土高炉”的方针，全国一时间办起了10万多个小煤窑。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则更是增加到9000多万人。195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1958年全国共生产钢1073万吨（后来核实，这其中能用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是根本不能用的由土高炉炼出的土钢），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
生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首先，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全都投入钢铁生产中，以致中央各部委的大院里、高等学校的校园中，一些非钢铁企业的车间旁，都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土高炉。尤其严重的是，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在秋收大忙季节，丢下已经成熟的农作物不管，而参与炼钢炼铁，大量的粮食未能及时收回而烂在地里，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当年约有10%的粮食在地里没有收回。1958年的确风调雨顺，庄稼长势不错，本是一个多年未见的好收成，但是，丰产并不丰收。由于用在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之虚报浮夸“放卫星”造成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假象，以至认为从此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关，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甚至提出要实行耕地“三三制”，即用13的土地种粮食，13的土地种草种树，13的土地休闲。
这年10月27日到11月5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上海6省市在南京举行秋季农业协作会议，各省市都表示各项农作物空前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近一倍半，亩产量比去年增长80%。与此同时，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7省区在广州召开农业协作会议，7省区也纷纷表示自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以上，接近1957年全国的总产量。其中广西比去年增产一倍多，广东接近两倍，7省区按人口平均每人有粮1500斤左右。这两个会议都提出，要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耕作制度，为逐步收缩播种面积，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新的耕作制度创造条件。为此，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决议中郑重表示：“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13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609页。
正因为这个“伟大理想”被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在当年“大跃进”的特殊背景下，“少种、高产、多收”成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方针，认为“实行这种少种、高产、多收的耕作制度之后，不但可以腾出部分土地加速绿化，而且可以节省出部分劳动力投入工业和其他方面的生产建设”，并强调“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革命措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4日。。按照“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加之全民大炼钢农村劳动力不足，而且还搞劳而无益的“大兵团作战”（即将劳动力以公社甚至以县为单位集中于一地）和深翻土地运动（有的地方深翻的土地达几尺甚至丈余深），又浪费了一部分劳动力，致使许多地方的冬小麦没有及时下种，导致1959年的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8%。按1959年平均每亩产量196斤计算，1959年减少播种面积17386万亩，等于减少的粮食超过340亿斤，成为1959年粮食紧张的重要根源。
其次，全民大炼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1073万吨钢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他的是根本不能用的钢坨坨、铁疙瘩，而国家却为这些土钢土铁付出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生铁的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铁厂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而土高炉每吨铁的成本，多在250-300元之间，多者达460多元。为了鼓励群众性炼钢炼铁，国家规定“小土群”生产的生铁调拨价为每吨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结果国家为这些无用的铁疙瘩补贴了40亿元，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4还多。
第三，造成粮食供应紧张。以大炼钢为中心的全党全民办工业，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其后果除了前面说及的对秋种秋收的影响外，还使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剧增，这就必然要增大粮食的征购数。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仅比1957年增长25%。由于受农业“放卫星”的影响，认为这年的粮食产量能大幅度增加，“保守”估计也有6000亿—7000亿斤，并按这个数字确定当年征购任务，致使1958年度内共征购粮食1175亿斤，征购数达到了粮食总产量的294%，比上年增长了223%。加之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因为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结果1958年底，部分农村出现缺粮、公共食堂停伙及由此而导致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有所觉察。毛泽东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脑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因此需要大家冷静下来，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读一些马列理论著作，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在他的提议下，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还是以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他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批评了一些地方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做法，提出要划清集体与全民两种所有制的界限。这次郑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具体的“左”倾错误。紧接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紧接着，又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开始都触及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除了讨论有关人民公社的问题外，对原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指标作了调动。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铅30万吨，机床产量30万台，发电量550亿度，煤产量37亿吨，石油800万吨，水泥300万吨，化肥530万吨，棉纱１千万绽，新建铁路10500公里，基本建设投资500亿元。这些显然都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唱低调，压缩空气。他针对30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说，比如钢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800万吨，就是6000万人上阵，明年3000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3000万吨，值得考虑。这3000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又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是说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是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把根据讲出来。去年是535万吨钢，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这是个冒险的倡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1100万吨，实际上好钢是850万吨。明年所谓1800万吨，就是要搞好钢。如果1800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1500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降下来。他还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对1959年的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指标为钢1800万至2000万吨（以2000万吨作为计算其他指标的依据），比1958年增长82%；铁2900万吨，增长83%；煤炭42亿吨，增长56%；原油420万吨，增长100%；发电量530亿至550亿度，增长92%—100%；铜18万吨，增长157%；铅22万吨，增长358%；机床13万台，增长44%；水泥1800万吨，增长100%；化肥250万吨，增长147%；棉纱1100万件，增长65%；基本建设投资360亿元，增长64%。这些指标虽然仍然过高，但与北戴河会议时的设想相比，已是大大降低了。
这时，大办工业大招工引发的一些企业私招农民和挖用其他企业在职职工的情况，也引起了劳动部门和中共中央的重视。1958年11月29日，中共劳动部党组就这一问题报告中共中央说，今夏以来，各地不断来函来电反映一些企业私招农民和挖用在职工人的情况，其方法，有的利用企业职工的亲友关系串联，有的在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招收，有的趁工人回原籍省亲而将其留用，也有的利用派人到老厂学习的机会，乘机将老工人挖走，但更主要的是在工资福利和个人生活享受方面拉拢被招挖的工人。这种现象，迄今为止仍在继续发展，由此引起了劳动力大量流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必须立即立法加以制止。为此，劳动部党组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劳动、监察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企业招工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于私招的农民，为照顾当前工业生产建设需要，一般可留在企业，但需与所招农民所在的县、乡（人民公社）联系，按国家规定补订合同；对于挖用的在职工人，原则上应送回原单位，如生产需要，留用后对原单位生产无大影响的，在取得原单位同意后留用，但工资待遇不得高于原单位。
二是今后工农业生产建设所需的劳动力，各省、市、自治区必须进行统筹安排，统一规划，统一调配。某些企业确实需要到农村招用人员时，应经过批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招收。
三是今后企业需要增加人员时，应通过各地劳动部门，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为了制止职工自行跳厂，各企业一律不准录用自行跳厂的职工；劳动部门也不得随便给他们介绍工作。
12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并且批示：“中央认为这种现象（按：指私招农民和挖用在职工人的情况）必须立即加以制止。劳动部党组所提建议基本上可行，希各地参照办理。”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私招农民和挖用在职工人情况的报告》，1958年12月18日。
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降低了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后，许多地方按照北戴河会议预定的工业指标多招职工造成大量人员闲置和劳动力浪费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当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许多企业没有经济核算观念，不考虑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只注重完成产值和产量，多招收工人所需工资及其他开支反正是国家支付，自然人数越多，对完成产量、放生产“卫星”越有利，所以招收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这一方面使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支出和城镇粮食供应量大为增加。而一些单位在武昌会议后仍在继续招收新的职工。为此，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5日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通知各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停止招收新的职工和继续固定临时工人。对现有职工人数要根据节约用人、提高劳动效率的原则，确实核定各单位的人员需要量，并且报告省、市、自治区党委备查。
二是必须严格制止私招乱挖在职工人的错误作法，参照1958年12月18日中央批转《劳动部党组关于私招农民和挖用在职工人情况的报告》进行整顿和处理。
三是加强劳动力调配工作，如果某些单位确实需要增加职工，首先应该从本地区内其他单位的多余职工中进行调剂。
四是经过确实核算和进行调配后，某些单位的职工还有多余的情况，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处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应该在对职工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作妥善的处理。
五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1959年劳动计划的制订工作，并且通知各企业事业单位严格按照劳动计划办事。各省、市、自治区1959年的劳动力计划必须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方可按计划招工，超过原计划的招工，还须报告中央批准。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由于工矿企业大招工，农民进城找一个工作很容易，加之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比人民公社前的农业合作社更严重，社员离开农村进入工矿企业当工人，并不影响家属享受供给制。农民对城市的生活本来就是羡慕的，能够成为一名端“铁饭碗”的国家职工，是他们许多人的梦想。公社化后不久，由于受“共产风”和国家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的影响，1958年底1959年初，有相当多的农村粮食供应紧张，农民生活困难。一些社、队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任意处罚社员，加之不少企业又在“大办工业”的口号之下大招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1958年下半年起，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农村劳动力外流达到300万人。以河北省玉田县为例，1958年冬季以来，这个县外流劳动力多达10500名，占全县男女整劳动力的69%，流入的城市包括唐山、天津、北京、包头、赤峰、鞍山、沈阳、哈尔滨等华北、东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外流严重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流失。该县彩亭桥公社张土桥生产队外流劳动力180名，该生产队的吴土桥村有土地1480多亩，只剩下青壮年劳动力8名。该县丰登坞公社的大漫港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流。外流的原因，据中共玉田县委分析，“一方面是对社员安心农业生产，积极建设新农村的宣传教育不够，加以目前工、农之间差别的存在，出外挣钱多，在家挣得少；有的工人回家故意摆阔气，吸引一些社员羡慕城市生活，思想动荡，盲目外流。有的地方对群众的生活安排得不够好，因而（社员）不安心于农业生产。也有的为了占公社的便宜，片面认为公社化后吃饭不要钱了，外出挣钱归个人，家里有人照顾，一举双得，因此而盲目外流。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厂矿、企业不按指示（指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招工的指示，引者）执行，违反招工规定，破坏合作，不遵守户口和粮食制度，有的采取拉拢引诱手段，这是使农民可能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中共河北省玉田县委员会：《关于玉田县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28日。
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发出后，一些单位仍在私自招工。如北京市再生胶厂就在1959年1月经厂长批准，利用职工串联老乡、亲戚、朋友的方法，先后招用外地农民35人。后经北京市劳动局的检查，发现该厂领导干部对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停止招工的指示是清楚的，但厂领导认为本厂生产任务紧，活脏，怕北京人不愿意干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因此大量招雇外地农民参加生产。由于仍有单位招工，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就难以遏制，所以外地农民仍不断地流入北京，仅在前门、永定门两个火车站就有外地流入的农民两千多人，加上西直门、丰台车站、天安门和各关厢及酒仙桥等工厂较集中地区流散的入城农民，总数在四五千人，在北京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外流农民集中等待招工的“人市”。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情况。
针对这类现象，中共中央于2月4日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再招收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招收的，要立即进行一次清理，已有固定工作确实不能离开的，必须补订企业、人民公社和劳动者本人三方同意的合同，其余的一律遣送回乡。指示同时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应该教育本单位职工立即停止串联亲友进城找事；农民盲目外流严重的地区必要时应在交通要道派人劝阻；对已流入城市而未找到工作的农民，当地党政机关应组织临时机构负责收容和说服动员，并将其尽快遣送回乡。在城市和工矿区，必须严格执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没有迁移证件不准报户口，没有户口不供应粮食。各人民公社也不得随便开具证明信件，转移外流人员的粮食和户口关系。
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重申了2月4日的指示内容，并且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都要立即向所属人员传达2月4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本单位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作人员，尤其是1958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职工给自己亲友写信，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制止劳动力外流的精神，说明城市已经停止招工，并且正在节约劳力，动员多余人员回乡生产，劝告在乡的农民安心生产，不要盲目外流。人民公社应当欢迎外流农民回乡，并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于返回的农民一律不许斗争、责罚或者加以任何歧视。同时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根据中共中央1月5日《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对今年以来本部门的招工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所有的招工机构立即撤销，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领导机关责成所属企事业单位根据节约劳动力的精神，对现有的工人职员，进行精简和整顿，动员多余的人员回乡参加生产。
在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同时，1958年乱招工所带来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1958年“大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各地新建、扩建了许多企业，不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专区、县，也办起了一批工矿单位，但这些企业设备都很简陋，尤其是县一级工厂，许多是由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而来的，由于缺乏技术设备和机器，生产大多以手工操作为主。1958年的工业产值虽然比1957年有较大提高，但工业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相反还有下降，工业总产值的增加主要是靠增人来完成的。例如浙江省属的半山钢铁厂建成后按设计能力年产60万吨钢，按照冶金部的定员规定只需7000人，该厂1959年还处于基建期，生产任务只有4万吨钢、15万吨钢材、7万吨铁、15万吨焦炭，而职工却已达15万人。该省宁波市冶金系统有职工6000人，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1959年第1季度只生产了铁1700吨，每人月产铁不到100公斤。河北唐山钢厂1958年增加9514人，年末职工总人数达15369人，增加了1625%，产值增加了335%，劳动生产率下降了5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以持久的，因为劳动力的增加有限，工业领域增人过多，就必然会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造成工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调。
大招工、乱招工导致了劳动组织混乱，浪费劳动力的现象相当普遍。河北省副省长杨荣杰在这年3月举行的河北省整顿劳动组织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充分说明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说：“不少企业的领导者以至主管劳动工作的劳动组织科，连本企业到底有多少职工都搞不清楚，甚至有的车间主任、工段（组）长也不知道自己车间、工段（组）有多少人；有的工人几个月只领取工资不上班也没人过问；有的工作场所堆人很多，有的在干，有的在看，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反而妨碍生产；有的企业由于增人过多、过早，无事可作，或另外找些事作，工人很有意见；不少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建企业，根本没有什么定员、定额，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生产成本，人员越多越好。总之，劳动组织不合理，浪费劳动力的实例是很多的。”杨荣杰：《整顿劳动组织，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斗争》，1959年3月30日。
这种情况，又何止只有河北一省存在？湖北省汉阳县炼铁厂有工人345人，干部50人，而这个厂只有一座3立方米的小高炉，炼铁4个月，出铁139吨，每吨铁的成本达840元。由于矿石、焦炭供应跟不上，职工只得先去挖矿石再炼铁，小高炉也就时停时用。而甘肃靖远县铁厂虽有3立方米的小高炉9座，但该厂职工多时达到3600人，每座小高炉有工人400人。甘肃兰州的通用机器厂招收了大批的学徒工，却没有事情做，只得将这700人组成民兵营，搞了几个月的卫生和绿化。
据国家劳动部劳动力调配局对山东济南市的了解，该市劳动力的浪费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营企业人员增加过多，泰安县1958年的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加68%，而人员却增加了17倍。二是非生产人员和辅助人员过多，济南电锯厂有职工2300多人，其中妇女800人，绝大部分是辅助人员，搬一个汽车马槽，即用50个妇女，由于人多，有的连手都插不上。济南造纸厂2694名职工中，仅公务员就有64人，传达13人，看茶炉的9人，不到300个儿童的托儿所，有工作人员78人。三是学徒工过多，济南机械局所属单位1958年新增加人员19928人，其中学徒工达16060人，平均一个技工要带45个徒工。由于带的徒工太多，一个车床要围一圈学徒，有的学徒看不到师傅操作，就站在凳子上。有一次苏联专家看到了这种情况，问道：“这是什么表演？”人们回答说：“这不是什么表演，是师傅带徒弟。”《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第321页。
庞大的职工队伍，还加大了工资基金的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市场消费物质的压力。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3787元，1958年为550元，二者相比1958年职工平均工资降低了137%。但是，由于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849%，因而工资总额比1957年增加了24亿，加上1958年的跃进奖金6亿元，共增加30亿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新增加的2082万职工中，来自农村的有1104万人，其中约有800万人当上了临时工，340万人当上了学徒工。以临时工每月平均工资水平28元计算，一年的工资总额为269亿元，学徒工月平均工资水平17元计算，一年的工资总额为69亿元。有558万人是从城市招收的，其中约400万人当了临时工，158万人当了学徒工，这些临时工的工资总额为134亿元，学徒工的工资总额为3亿元。此外，这年还有38万人是新参加工作的学生，其月平均工资35元，一年的工资总额为16亿元；还有55万转业军人，327万人是从合作社转过来的，这两部分人的工资总额为20亿元，由于他们原本有工资收入，因而他们的工资总额不是新增加的。这样一来，1958年新增加的工资达51亿元。《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第194页。工资总额的增加，对商品的需要也会大大增加。
再以河北省为例，该省1958年职工的工资总额为13427亿元，比1957年的1174亿元增加了17亿元，增长1437%，这还没有将1958年的年终跃进奖044亿元计算在内。即使1959年不再增加职工，但原有的老徒工转为正式工人，1958年大中专毕业的学生实习期满一年后转正评定工资，都使得工资总额必须增加。1956年工资改革以来，老工人的工资标准没有增加，升级没有办理，而1958年由于取消计件工资和整顿了奖励、津贴，职工工资总额收入有所减少，不得不考虑老工人的升级和增加工资问题。这样一来，1959年的职工工资总额必然比1958年有所增加。
可是，由于1958年的“以钢为纲”，其他行业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搞“停车让路”，人民公社刮“共产风”使农民的家庭副业绝迹，可供应市场的农副产品大为减少，造成市场供应极为紧张。2月4日，中共轻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纸张、缝纫机、保温瓶、食糖、乳制品、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胶鞋，（去年）二季度末已开始感到供不应求，而现在更加紧张。原来认为不紧张的甚至还有富余的产品，如肥皂、火柴、皮鞋也已出现了脱销，京、津、沪对肥皂采取了限购办法，河北某些地方对火柴也实行了限购。日用陶瓷也十分紧张，沈阳、唐山、广东都曾出现买不到饭碗的问题。”《当代中国的轻工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1958年下半年起即感不足，1959年春季后更为紧张，猪肉的供应量自4月中旬起由每人每月12两降为6两，而且生猪到货锐减，要继续保证每人每月6两的标准已十分困难。鱼类也从3月起实行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一斤半，而且货源很紧张。其他如金针菇、木耳等南北货和以主要副食品为原料的小商品（如咸蛋、皮蛋、香肠等），在市场上早已长期断档。糖果、饼干和其他粮食制品，争购现象也十分严重。水果供应除甘蔗外，其他很少上市。部分工业品如胶鞋、自行车、高档棉制品等供不应求，卫生衫裤、毛线、钟表、收音机、金笔、钢笔等商品的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1958—196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第694页。
同年6月15日，国务院秘书厅接待室在一份关于人民来信反映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山西阳泉市从2月开始买不到肥皂、香皂、碱面、饼干、点心、各种罐头、果子汁和各种糖果，3月又买不到毛巾、白洋布、各种粗线、球鞋、火柴、灯泡、白纸，4月连布鞋、线毯和各种针织品也没有了，5月鸡蛋、肉类和豆腐也停止了供应。辽宁省有些县、市，市场上不仅没有鱼肉之类，一般蔬菜、水果亦不易见到，有些地方，甚至连针线也买不到。福建福州市旧历三、四月份是鱼类繁多的季节，但今年一条鱼也买不到，肉类更没有，其他副食品也甚缺。有些地方的商业部门为了防止抢购，则采取提高商品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贵州贵阳市原来2角一把的扫帚涨至5角至6角，5分钱一把的小板刷涨至5角，1角5分的草纸涨至4角，木炭由每百斤3元涨至20元；北京市一些同牌号、同质量的肥皂由2角4分1条涨至3角7分1条，飞鸽牌自行车由150元涨至170元，香油由6角1斤涨至8角1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商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28页。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虽然对原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有所降低，但是，进入1959年后，这些计划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1959年1月27日，中共国家经委党组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当前工业生产（包括交通运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原材料和运输力不足。不少工厂由于缺乏钢材、煤炭、电力、石油、木材、化工原料等，在生产上发生困难。”这样，造成1959年1月的工业生产比1958年12月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958年12月5日全国18个重点企业钢的平均日产量为4万吨，1959年1月只有2万多吨；属煤炭部管理的煤矿原煤日产量原来为61万多吨，下降到44万至45万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很显然，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2000万吨的指标是难以实现的。
自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看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危害，认为有必要降低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4月2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的计划指标是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决定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2000万吨调到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基建投资从360亿元调整到260亿至280亿元，基建项目从1500个减少到1000个。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4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得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按：即八届六中全会）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杨尚昆日记》（上），第373页。
4月29日和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工业生产安排、农业和粮食等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上海会议后，第二季度原定钢产量250万吨到260万吨，现在只能够完成205万吨，少45万吨。邓小平在听取报告后指出：任务高了点是肯定的。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1000万吨钢材必须保证。今年是高度集中的办法，看起来只能这样办。关键是铁的调度问题，要把好铁用于生产好钢材。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四——一九七四）》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7页。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收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这与1958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而一度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夏收粮食、油料作物大幅减产，而城乡粮食销量反而增加，导致粮油供应更加紧张，蔬菜、肉类等副食品也异常短缺。工业生产方面问题迭出。1959年头四个月按计划应该生产钢600万吨，实际只完成336万吨，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结果物资分配计划大部分落空；加上有些产品质量差、品种不全，致使许多工业部门生产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一些企业停产半停产，一些基建工程停顿半停顿。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大量小商品停止生产，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四五十亿元。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委托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研究钢铁指标问题。陈云根据上述情况，在5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产量指标降为900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定的指标为1150万吨）。他强调：“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同意陈云的意见。5月15日，陈云就降低钢指标问题致信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陈云文选》第3卷，第139页。陈云还就农业、市场等问题提出意见：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发展猪、鸡、鸭的饲养；专拨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压缩购买力，精简上年多招收的1000多万工人；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的运输力和劳动力。
陈云的意见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首先是降低钢铁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定为1300万吨，铁产量为1900万吨，钢材产量为900万吨。邓小平在5月28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作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他说：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不仅要搞工业，而且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要眼见四面、耳听八方。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的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37页。
在对1959年生产情况和能力重新摸底、研究后，这年6月8日，中共国家计委党组就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1959年以来，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之所以完成得不好，主要原因是原来的生产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客观的可能。因此，必须按照生产的客观可能，对原定的物资分配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它能够确实实现，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因此，必须对目前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某些失调现象进行适当的调整。报告建议：将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280亿元调整为240亿元；当年施工的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由原定的1092个缩减为788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的项目是362个，属于地方的项目是426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报告调整的计划来安排和组织下半年的生产。
